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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国民阅读经典》系列丛书。

“大家的书”是个非常时髦的名称。 这个“大家”包含两个意思。

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该系列书，每部基本都在十万字左右。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这套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是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这套书，一是选择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二是把一些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的著作编纂出版。人文科学的书籍有许多都是常读常新，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也有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的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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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仰韶文化的源头？

仰韶文化，是分布地域最广的史前文化，主要的覆盖范围包括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宁夏等地。是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的文化代表。

仰韶文化是远古先民通过劳动，用磨制的石器在田间耕作，用独具匠心的制陶工艺做出的彩陶器，用家养或渔猎而来的动物大快朵颐所创造的生活。它在的历史上历经两千多年。

提到仰韶文化，安特生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安特生，瑞典人，杰出的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同时也是一名汉学家。1914年至1926年，安特生受聘于北洋政府，成为农商部的矿务顾问，他在期间，对做出了三大贡献：宣龙式铁矿床的发现、考古学和地质学的发展。

安特生在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期间，他的本职工作是调查和研究的地质环境和资源，他帮助先后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发现铁矿、煤矿等矿藏。在田野调查矿产资源的过程中，他经常会发现一些古人类遗留下的遗存，这也促使他逐渐将学术兴趣转移到考古学上。著名的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就是安特生联合其他古生物专家发现的。

1920秋，隶属农商部的地质调查所的采集员刘长山到豫西一带收集古生物化石，他同时还是安特生的助手。当他来到河南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时，在村民家中发现了一些陶片和石器。村民告诉他这样的东西在村子周围有很多，果然他在村子周边又发现了一些残碎的陶片和石器。刘长山在仰韶村先后收集、购买了600余件陶片和石器，随后带回北京交给了安特生。看着眼前的这些陶片和石器，在听完刘长生关于仰韶村情况的介绍后，安特生预测仰韶村附近可能有石器时代遗址，他要亲自前往调查判断。

1921年4月，在刘长山的带领下，安特生一行五人来到河南渑池县。县知事胡毓藩安排同是瑞典人的县城西关教堂牧师史天泽担任翻译，住进了仰韶村大户王兆祺家中。他们在仰韶村的八天里，对村子的地貌进行了考察，发现了一些磨光彩陶碎片和石锛等石器。根据这些结果，安特生想对仰韶村进行一次科学的发掘。

回到北京后，安特生给当时农商总长和地质调查所所长起草了一份发掘报告。当时的农商总长张国淦同意了安特生的发掘申请，并安排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具体负责操办此事。最终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又取得河南省政府的同意和渑池县政府的支持。

1921年10月，安特生在地质学家袁复礼、刘长山、陈德广、白万玉、姚氏、张氏以及外籍专家步达生、师丹斯基等人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仰韶村，仍住进王兆祺的农家小院，开始对仰韶村进行正式发掘。这次发掘持续了36天，共发掘17个遗址点、10座墓葬，发现遗址面积约24万平方米左右，文化层平均厚度达3米，出土大量石器、陶器、骨器。根据出土文物，安特生判断此地为远古文化遗存，并依照国际考古学惯例命名为“仰韶文化”。发掘结束后，他们还在村民王德全家的地堰上立了一个小木牌，上书“仰韶文化区”五个大字。

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远古之文化》，向全世界公布了仰韶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了西方考古界关于无石器时代的“论断”。在这篇文章中，安特生首次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和“文化西来说”的观点。

安特生之所以做出“文化西来说”这样的判断，是受美国考古学者庞贝利于1904年在中亚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附近发掘安诺遗址的报告所影响。仰韶文化的主要特色就是彩陶文化，安特生发现土库曼安诺遗址出土器物和仰韶文化彩陶的花纹样式十分相像，便认为彩陶文化可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但他又一时无法打通仰韶遗址与安诺遗址在文化传播上的地理链条关系。安特生认为，彩陶既然是从西方传入仰韶，必然会在通向中原的甘青地区留下传播遗迹，比仰韶文化更早的古文化应在黄河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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